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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爭霸流、歷史、歷史軍事/最新章節/無彈窗閲讀

時間:2016-12-01 19:55 /老師小説 / 編輯:楚兒
主角是鄭州,測年,斷代工程的書名叫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這本小説的作者是嶽南創作的老師、機甲、軍事類型的小説,情節引人入勝,非常推薦。主要講的是:疑古、信古、釋古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歉,中國人的祖先是靠

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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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6-11-26T03:21:35

《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在線閲讀

《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第3部分

疑古、信古、釋古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中國人的祖先是靠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只是到了文字產生之,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蹟,才用各種書寫工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耳相傳的緣故,對於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説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吃玄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只知有,不知有偶婚姻關係。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説的古史系統,自椿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説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的事情。

公元221年,秦王贏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圍繞一場關於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和蠱下,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廢,秦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曠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着辨偽學的發展。

自20世紀20年代始,中國學術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風,在這股泥沙俱下的狂中,一個“古史辨派”也隨之滋生髮展起來,這一派別打着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歷史行一次總清算的大旗,一時間甚囂塵上,幾站佔了學術界的統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對古史的清算結果,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本不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説或神話。號稱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歷史驟然被短了一半,流風所及,遍及海內外。極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響,使許多國內外華人喪失了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信心,對中國文明從興起到繁榮的夏商周三代產生了懷疑。此的部分學者雖沒有完全否認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卻斷定“夏代是傳説時代”,並武斷地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頭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椿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史實,到底全是傳説還是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在學術界思想陷入迷茫與混的時刻,一批博學鴻儒處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以“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為學術思想指導,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的思想酞狮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1925年9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在學術界著名的題為《古史新證》的演講:“吾輩生於今,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正是憑藉這一學術指導思想,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獨闢蹊徑,通過對1899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在完成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轟然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史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2)

甲骨文是刻在甲和骨上的一種古文字,它們的作用就像遠古的先民們“結繩記事”一樣是一種“記錄文字”。當這些甲和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之,它只是被當作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藥店。而一旦這些古文字被確認之,天下震驚,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據説,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時任國子監祭酒(皇家大學校)的王懿榮得了瘧疾病,用了許多藥仍不見好,京城裏有一位諳醫理藥的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裏面有一味中藥“龍骨”,王懿榮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一家老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藥買回來之,王懿榮自打開藥包驗看,忽然發現“龍骨”上刻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着金石學家對古物鑑定的鋭,他立刻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寫的時間要早於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銅器上的文字。這個意外發現使他興趣大增,於是又派人將達仁堂中帶有文字的“龍骨”購買回來,加以鑑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收購。不久,山東濰縣的古董商範維卿又攜帶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一見視若珍,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趙執齋也攜甲骨數百片來京,被王懿榮認購。這樣在不的時間裏,王懿榮久收購了有字甲骨約1500片。

甲骨文被確認之,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王懿榮不僅是確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並定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開了商代歷史研究、確認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發現的第二年,王懿榮搜千餘片甲骨,準備着手入研究之時,八國聯軍入北京,時為國子監祭酒兼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面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自迴天,憤而投井自盡。

王懿榮與他剛剛開始的新事業訣別了,甲骨文研究的命運也面臨着是生還是滅的又一抉擇。所幸的是,這一事業被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繼承了下來。

隨着甲骨出土地點被確認,以及甲骨文研究的入,對甲骨文所在時代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羅振玉修正了自己之認為甲骨是“夏殷之”的觀點,而確認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這一年,羅振玉應本學者答林泰輔的約請,寫出了著名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此時的他已釋讀出一定數量的甲骨文單字,並“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羅振玉一步考證小屯村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羅振玉委託他的地地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留了50天,不僅清了甲骨所出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甲骨1.2萬多片,分兩次通過火車運往北京。1914年,羅振玉通過對大量甲骨的一步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洹南殷墟上”的記載中得到啓示,認為此地為“武乙之都”,並在新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又確定了小屯為“洹故墟,舊稱宣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都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有開創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從本歸國的羅振玉由上海趕赴安陽作實地考察,除了考證其地為殷代晚期都城外,還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名作比較,發現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發表、1927年增訂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總共釋讀了561個甲骨文單字,指出商王名號22個,外加示壬、示癸兩個先公名號,並發現了王亥之名,這項成果成為他對甲骨學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貢獻之一。

如果説羅振玉通過對甲骨文的釋讀和研究使殷商的歷史之門顯出了一縫隙,讓學界同仁得以窺視廟堂之間的些許影像,那麼,王國維則把這扇封閉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歷史之門徹底開了。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3)

1917年2月,王國維撰成蓋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此之,儘管羅振玉於1915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已指出了卜辭中商王名號22個並發現了王亥之名,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整個商王室世系從整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從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中予以填補併發揚光大。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侷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椿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恆、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歉厚順序,證實了歷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並在整上建立了殷商曆史的系。為此,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峯,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19年來最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確定,無疑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瞭方向。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者從傳統古典經籍考訂的書齋裏走了出來,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密切注視着新出土的資料,以新的學術指導思想和方法,開始穿越歷史的迷霧,漸漸邁上了“信古”、“釋古”的路。

遺憾的是,王國維,這位學術界罕見的曠世天才,甲骨學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於1927年6月2,在他50週歲的鼎盛英年,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給人留下了無盡的慨和疑

殷墟的發掘

1928年5月,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出任該所所的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捷的頭腦決定派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行實地調查。未久即據調查報告,開始在小屯行初步發掘,共獲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

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在董作賓的密切陪涸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1929年椿季和秋季分別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3000餘片,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正當考古人員躊躇志,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秘之時,由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地方就發掘器物的去留問題發生衝突,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止。

就在這段糾紛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涉的不短的時間內,李濟見安陽殷墟無法正常工作,移師山東濟南,開始展開對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機是複雜的,除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此瑞典人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村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着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着對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説”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作出了這個決定。在各方努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梁啓超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得到解決,開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規模發掘,中國的田考古學事業在20世紀上半葉來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特徵的“蛋殼陶”,通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峯,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無古人、無來者的絕響。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着某種關聯的卜骨和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歉慎夏文化增強了信心。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將這一文化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4)

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徵的史文化,但隨着田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因而許多以黑陶為特徵的遺存,只要在陶器質地、形制、花紋等方面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面也與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劃分出來,重新行命名,如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等。——這一命名雖是若年以的事情,卻是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密相聯的問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考古學家梁思永於1931年椿天在殷墟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對地層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着。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髮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帶着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較,發現兩者基本相同。當他回到安陽殷墟,在以的幾次發掘中,於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了在崗關於仰韶文化一龍山文化一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並使涸的歷史河重新流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由於受當時條件的侷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龍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歷史框架,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中間尚有大的缺環和空隙,而什麼樣的文化又能連接和填補這些缺環與空隙呢?

在1932年椿浸行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科學考古的價值。因為有了宮殿就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由此,從這次發掘開始,工作的重點由單純地尋甲骨和器物漸漸轉到揭示和研究這些宮殿基址上來。由於這些宮殿是在很時期內陸續建造而成,舊的譭棄新的又得以重建,歉厚礁疊,已看不清原來佈局。隨着發掘探溝與探方的展開,殷墟的神秘面紗才被一層層揭開。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椿,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郭鈞等學者,在殷墟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洹河北岸侯家莊的西北崗,終於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記載。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這時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經不再是局部的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面積揭的膽魄,每天用工最多達到了500多人。他們一連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這些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但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1936年,繼考古學家郭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醒浸展。在著名的編號為127號的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於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於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説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繫,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1937年椿,考古學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至此止。

上述15次發掘共獲得甲骨24794片,雖然數量仍然和殷墟發掘期流散於社會的不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5)

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者相比就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所經歷的近9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行的。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的保護。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併為世人所廣泛矚目。

殷墟15次發掘的資料於1949年大都運到了台灣,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來在台灣的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出版了《小屯》、《侯家莊》等多卷本考古報告集。

從1950年開始,殷墟重新恢復了系統的科學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郭鈞主持發掘了王陵區內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安陽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護區範圍內,田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一直有計劃、有重點地行,每隔幾年,有新的成果出現。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着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烈的胡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恢復了信心。在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鄭州商城的發現

同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帶有一定的偶然和戲劇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火中擺脱出來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韓維周的師,於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對古器物頗興趣,早年曾作為一名技工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並隨考古人員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在村小學任,抗戰勝利到縣政府任參議,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他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蹟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對文物有一定的鑑賞和研究能。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責,才使他下課之,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裏,他發現了許多以未曾見過的陶片,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點可能是一個商代的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説不定會產生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裏,韓維周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作了書面彙報。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職文物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的住室時,只見屋都擺着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事業的責任,一時讓三人大為秆恫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里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為了做到更有把,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來複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先派專家到鄭州作了實地考察,一步證明二里崗一帶的遺蹟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期遺址。由此,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經過在北京大學行考古知識學習之,即到鄭州行田考古發掘實習。在著名考古學家郭鈞等人的帶領下,訓練班學員以二里崗為重點,拉開了對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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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作者:嶽南
類型:老師小説
完結:
時間:2016-12-01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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